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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韩】天上没有阿喀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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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三十年：阿尔敏·亚鲁雷特访谈录》节选
本次访谈由《新大陆周刊》整理发表。亚鲁雷特先生对涉及帕拉迪岛外交事务的部分回答作了文字核对，其余内容基本保留录音原貌。
Q：亚鲁雷特先生，您曾经在战后二十年的纪念演讲中提到过，天地之战结束以后，你们面临的最艰难的工作不是缔结和平，而是重新建立秩序。如今三十年过去，您仍然这样认为吗？
“是的。如果把和平仅仅理解为大规模战争的停止，那么它早在天地之战结束的时刻就出现了。然而秩序意味着即使彼此仇恨，人们仍然拥有不必诉诸杀戮便可以继续共同生活的方法。后者直到今天也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并且悲观地说，人们都隐隐地认为永远不可能真正完成。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果。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正常地往返大陆和帕拉迪岛，仅仅是因为对另一片土地上的景色和生活感到好奇而选择远赴重洋（亚鲁雷特先生微笑着，伸手向记者示意），勤劳而勇敢的人们重建了国家机器和基础设施，来重新保障有质量的生活。说到人流的往来，去年我出访日出国时，在港口看到有人因为旅客候船室供应的咖啡味道不好而向航运公司提出投诉，当时便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人们已经可以认真地为一杯咖啡生气，这说明我们至少做成了一些事情，即使在努力的过程中也犯下了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错误。
Q：您对自己的政治失误似乎并不讳言。
“确实有些错误原本可以避免，也有不少批评是有依据的，这些需要诚实地记述。”
Q：可以聊聊当时和您一起开展工作的人们吗？
“当然，时至今日，我仍然很感谢当年与我一起工作的人。曾经的战友中，让·基尔希斯坦总是能够注意到一项政策真正落实时会遇到的困难，柯尼·史普林格很擅长与地方居民打交道，皮克·芬格尔来自科技更加发达的马莱，对于交通和供应体系的理解比我深入得多。在讨论中每个人都能贡献出不同的视角，因此有时候大家在会议上提出一份听起来非常周全的计划，隐隐地期待早点达成一致散会去吃饭了，总会有人能提出新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思考，我就会想，老天，就不能早点结束会议吗（笑）
“还有莱纳·布朗，他后来参与了不少退役军人和战时被征召的未成年人的安置工作，阿尼·莱恩哈特热心于协助处理失散家庭的寻亲事务，即使他们主要在故乡活动，并不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我相信经历往日种种，我们的信念相通。至于帕拉迪岛内部的政治问题，希斯特利亚面对的情况与我们完全不同，我们曾经为了对外开放的步骤产生过严重的分歧，直到今天，我也不敢说她当年的所有决定我都是完全赞成的，不过我想反正她大概也不会赞成我的全部决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秩序本来就不意味着所有人必须意见一致，而一旦给出行动的目标，我们仍然能继续通力合作去完成一些事情。”
Q：那么，您是怎样回顾这些工作的？您在过去三十年间发表了大量文章，也出版过几部回忆录，似乎一直保持着记录的习惯。
“是的。其实记录这件事最初是韩吉团长教给我的，对，就是调查兵团第十四代团长，韩吉·佐耶。
“我从小就酷爱读书，脑子里充满了不着边际的想法，我在童年就阅读了家中祖辈收藏的讲述墙外景色的禁书，因此最遥远的梦想就是越过城墙、看到大海。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的意识，任由当时觉得不重要的那一部分随着记忆流失了。后来进入调查兵团，韩吉——当时还是分队长——经常要求我们在辅助实验的过程中记录观察到的现象，向她提交实验报告，注明时间地点实验方法，我还记得在课堂上，她最为强调的则是要把确实观察到的事实与自己的猜测严格分离。
“我觉得自己最初写得不太好，组织内容的时候不很有条理，有时会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幼稚，写完以后又密密地划掉很大一部分内容。总之，我一度怀疑自己可能根本不擅长写作吧，但我写作的风格就是在那个阶段得到了韩吉分队长的指导。她无论如何忙碌都会仔细审阅和批注我的记录，看到我涂黑的部分也会耐心地询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一部分划掉呢，说不定以后会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想法，不能白白放任其消失啊。我想，如果没有她的教导，我未必会养成把自己的思考保存下来的习惯。
“总之，在做新兵的日子里，我在她的影响下逐渐养成了记录的习惯，坚持每日记事直到今天。尽管这些年对于韩吉团长私人记录的发掘并不顺利，想来她诸务缠身，逐渐不再有机会为自己留下记录和辩护。战争结束以后，我作为大使又不得不写了许许多多的报告文章和回忆录，有时候翻到旧笔记，会发现当年自己为了某件如今看来毫无必要的事情烦恼不已，就觉得从前我确实容易想得太多，虽然如今恐怕也没有完全改变。”
Q：除了记录历史，您认为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首先，当然是因为我在韩吉团长的影响下喜欢上了写作（笑）、并且通过训练学会了写作，人总该允许自己有一点纯粹出于爱好而做的事情。但如果说，除了自娱之外，我们为什么还要绞尽脑汁地写作，我想对我来说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理由——因为不能蒙蔽自己的双眼、无知无觉地生活。
“从我九岁时玛利亚之墙被攻破开始，过去的几十年里我见到了太多受苦的人，年轻时是在战场上直面血腥的一切，战争结束后也从来没有改变。起初会感到痛苦不已，可是慢慢地竟然也可以习惯这些事情。第一次为了保护同伴而开枪，到操纵巨人攻下一个军港，战争结束之后面对粮食短缺的问题，阅读关于死亡人数的报告，为了能够继续完成任务，只能尽可能让自己不要想象数字背后人们的面孔。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分析原因制定政策，迅速地对事件作出响应，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让这个世界变好的工作。
“在玛利亚之墙夺还战的正面战场上，我们曾经进入希干希纳区的一间废弃民房，把它临时用作掩体。墙角留有一架钢琴，我看到它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自己在为房子的主人而感到非常抱歉——抱歉闯入你的房间，抱歉你不得不离开家园，抱歉把沾满鲜血与泥土的靴子踩在你的地板上，抱歉你抛下这一切珍视的物品，私有财产如同一个人身体向生活里延伸出去的一部分，灾难下的普通人只得这样断臂求生一般逃走。我以为自己早就抛弃了感受痛苦的能力，即使我从来希望自己不要变成那样的人，而正是这种疼痛让我认识到自己仍然活着，因此永远不可以忘记，于是必须记录下来。
“若是用一句稍微有些文学气息的话来说，我希望——我最终的理想是能够为疼痛者呼，为贫弱者歌。当然，这句话说出口就让人感到羞愧，把自己描绘得太伟大了。我今天告诉你自己多么不能忍受痛苦的事情发生在他人身上，即便我是完全诚实的，但等到访谈刊登出来，也许会有读者认为亚鲁雷特先生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又有战争的受害者站出来抨击，说身为手上沾满鲜血的恶魔的后裔，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假装高尚。
“因为我的决定而受到伤害以至于失去生命的人，并不会因为我如今反省得多么深刻就获得任何补偿。我曾经造成过许多人的死亡，我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后来开始为和平奔走，劝说人们停止仇恨。这些工作当然有其意义，毕竟我们曾经愿意去流血牺牲，从来都不是为了仇恨，那不是流血的人的愿望，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但我时刻警惕的是自己是否正在借他人的苦难完成一个更加高尚的自我形象，抑或在声称自己并不是为了冲突和斗争时，实际也从冲突的想象中获得了某种快感——文字是会粉饰人的，尤其是对于写作者自己。
“譬如现在回顾某项政策决定，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当时有哪些考虑，又为什么最终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可是事情发生的当下我真的想得这样清楚吗？还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逐渐整理了混乱的动机，为自己的行动赋予了一套事后才出现的逻辑？我不能完全确定，但政治行动不允许我们等到彻底理解自己并掌握全部事实以后才作出决定，拒绝判断本身也会造成后果——什么都无法舍弃的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只能一边反省自己的动机也许并不纯粹，一边仍然承担选择的责任。
“我仍然希望自己尽可能坦诚地生活，仍然想要做无掩饰的正直的人，当然做外交官不是一种能够随时把自己的全部想法说出来的职业，又或许正直本来就不是一种可以获得或可以永久保有的品质。它需要人不断地反躬己身，承认错误，接受批评，再重新作出判断。
“而且我想，这也是写作能够帮助我做到的事情。”
Q：但在公众眼中，您似乎一直具有另一种身份。在许多关于天地之战的叙述中，您与当年参与阻止地鸣的救世小队成员，仍然被称作‘拯救世界的英雄’。您认为这种身份帮助了战后的工作，还是妨碍了它？
“都有。最初我们确实需要政治上的信用，毕竟对于很多从未见过我们、而只是一味恐惧艾尔迪亚人的人来说，曾经参与阻止地鸣的经历，至少创造了使他们坐下来和我们进行对话的可能性。
“在谈话过程中我发现，人们有时候会依赖性地认为英雄永远正确；反过来还有些人认为，只要能够证明所谓的英雄后来犯过错误，就可以连同他从前作出的一切努力一起否定。这两种想法都令我感到为难。
“我曾经听说，有位地方官员为了说服居民接受一项我推进的土地使用政策，便对他们说，亚鲁雷特先生是杀死艾伦·耶格尔的英雄，难道你们还不相信他的判断吗？我真的想问，可是我又怎么可能比当地居民更加了解他们的生活？然而为了将事情做成，我只能暂且视而不见，不发一语。一个人可以在某件事情上作出正确的选择，又在另一些事情上犯下严重的错误，这原本没有什么矛盾，可人们似乎很难允许所谓的英雄也这样生活。”
Q：您似乎很在意后人如何书写你们这一代人。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失去为自己说明的机会了，许多人在战争中死去，幸存者一个个过世，更多的人出于创伤等等原因不愿意再谈起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认为事情不必留下记录，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清楚地了解，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记忆是会被磨灭的，随之而来的便是外部的扭曲。
“当然，即使是我记录下的东西也未必完全可靠。这让我想到，前几年关于我所公开的私人信件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我与当时一位大陆代表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后来才能促成两国的贸易协定，实际上我们两个人关系相当不好，最终能够达成协议有赖于同伴们从中斡旋。当时写信写得特别客气和恳切，也只是因为刚刚和他大吵了一架，不愿意在书面上继续争执。
“所以我想，亲历者还是知道一些后人不知道的事情的，不过，我们自己的回忆同样需要接受检验，历史研究当然不能只听取我们的口述。”
Q：近年来，随着调查兵团旧档案陆续公开，学界对天地之战以前帕拉迪岛政治局势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其中也包括对历任团长的重新评价。您读过相关著作吗？
“读过一些，但不算很多。拿最近的来说，我上个月刚读过一部研究韩吉团长任期的专著，其中关于调查兵团权力结构的分析很有价值，是完全崭新的视角，不过我不太赞成作者对她个人性格的评价。”
Q：比如？
“有些研究将她任期内的政治失败以及地鸣的结果全部归咎于缺乏决断力，意指只要换一位更加强硬的领导者，后来的许多悲剧就能够避免。我知道这里在暗示兵团当时做出的放弃埃尔文·史密斯团长的抉择，想要讨论如果当年存活下来的是埃尔文团长，历史将会走向何方。这当然是一种可以讨论的历史假设，而且与我本人直接相关，但想要证明它，就必须充分研究当时能够作出哪些不同的选择，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历史的结局，就认为它的走向是可以这样简单地被修正的。毕竟，历史叙述是后来人书写的结果，而真实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巨大的素材库，几乎任何预设的立场都能从中找到所需支撑自身的材料。”
Q：您是在为自己的前任辩护吗？
“如果所谓辩护，就是要求人们根据充分的材料和公平的标准评价她，那么，是的（笑）。韩吉团长任期内的工作，当然应该像其他军事和政治领导者一样接受批评；但指出她在某些决策上的不足，与断言她因此不再是一个值得尊敬、值得爱戴的人，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认真讨论前者，而不急着在后者上取得一致。”
Q：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谈到，您并不完全赞同近年一些历史学家对韩吉·佐耶的批评，但您也承认她在担任团长期间犯过错误。您已经比她离世时年长许多，又经历了她未曾经历的三十年，如今您还会像年轻时一样，像许多人一样，认为她是一位伟大的英雄吗？
“当然。”阿尔敏说，“不过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把我后面说的话也刊登出来。”
Q：请讲。
“我年轻的时候出于如影随形的自卑和脆弱，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解为什么韩吉会牺牲自己，把调查兵团交给我，残酷地说，调查兵团士兵的生命是有先后顺序的，于我而言，我比她年轻得多，经验也不够丰富，很多事情连她都没有办法解决，我最为恐惧的便是那么我又怎么可能解决呢？在参与战后外交工作的过程中，随着年岁的累积，我也犯过相当多的错误，有些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纠正——如今回头再看反而能够更加理解她了。
“比如她为什么有时候不愿意立即作出判断，如今的学者将其批评为——女性气质式的犹豫，是这样讲的吗？因为韩吉团长的性别而对她明褒暗贬的现象三十年前既已有之，在我看来如果说目前对韩吉的历史评价仍局限于此，那么学界对于女性领袖的尊重本身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改观。我们现在当然已经知道所有历史事件的结局，知道哪一种选择造成了怎样的结果，可是在做出抉择的当时面对有限的信息，没有人能够知道。韩吉再也没有机会读到后来出版的历史著作，了解不同的历史观，不知道我们今天会怎样讨论她的功过。如果想让她根据我们三十年后才知道的事实作出决定，这实在是不太公平的要求。人生在世，任何人都要受到时代、知识、思想能力、个人品德的限制，韩吉团长也不例外。
“但我也不是说，因为她掌握的信息有限，我们就应该原谅她掌舵时犯下的全部错误。有些决定确实造成了不好的后果，她自己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体、负责任的领袖应当尽全力完成民众和立法者所交付给你的任务，解释自己做到了什么，以及未尽之事为什么没能完成，于是人们便会看到你所做的，会谅解你所做不到的，哪怕是以一种沉默的只能意会的方式。我想韩吉团长是一个有学者风度的人，若是如愿成为专职学者而不是被迫承担军人的职责，我想她会赞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需要别人为逝者讳为尊者讳，会欢迎公正的评论，不会因为别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就感到冒犯。虽然如果人们的论证实在不够充分，她一定会问很多问题，直到把大家问得不愿意再继续讨论为止。
“我只是觉得，人们有时候也把她想象得过于完美了。有些论述认为她目光足够长远，早已预见人类将要面对的命运；另一些则认为她优柔寡断，因而错失了本来可以挽回局面的机会。两种说法看起来截然相反，却又有一点相似：它们都仿佛认为，韩吉本来应该拥有一种远远超出普通人的能力，可以在那样有限的时间里理解全部事实，作出绝对正确的决定。
“可是，她其实有很多事情不够了解，她也有自己不擅长的工作，有些事情她觉得非常有意思，另一些事情却不得不勉强自己去做。她会疲倦，会生气，会因为研究取得进展而高兴得不得了，也会因为没有办法保护身边的人而难过。
“而且她会死去。现在这样说起来好像非常奇怪吧，毕竟我们都知道她已经去世三十年了。但我觉得，人们在谈论她的牺牲时，反而常常会忘记这件最简单的事情。我们知道她在天地之战中为了保全飞行艇而死去，壮志未酬，便仿佛认为她的一生从最开始就是为了那个时刻作准备的。她从前的研究、她担任团长时作出的决定，她对待下属的方式，甚至她喜欢吃的东西讲的笑话，都是某种伟大牺牲的前奏。但她并不是为了在那一天死去才活到那一天的，她原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她向我们讲解通用语和马莱语的细微的语法差别。说实话，我已经不记得具体内容了，只记得那天我们还有其他工作，也许不应该在这件看起来相比战争来说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她却非常感兴趣，一直想弄明白语言之中的差异究竟是如何变迁的。后来有人提醒她时间不早了，她说好吧就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结果又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我觉得她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现在想来则有些心酸，很多事情到最后就是一个人所承担的不同人生角色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他人很难评说，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也许说到底当事人的感受是最重要的，那么韩吉团长对于她的人生角色是满意的吗，她是快乐的吗？我只能回答，至少她是勤奋的，是鞠躬尽瘁的。
“现在世界上——哪怕仅仅是帕拉迪岛，有那么多她从未见到的东西，如果她在这里，一定又要追根究底地问很多问题，我都能想象她兴奋的神情。可我也不知道她具体会问什么，还会对什么感兴趣，假如一个人真的活过三十年，也会逐渐改变自己关心的事情和想法，并不一定永远和我记忆中的样子相同，作为数年的部下、史学界公认的韩吉·佐耶理念的接班人，调查兵团的最后一代团长，我也还是没有办法替她决定她会喜欢什么。然而历史学家却总是很有把握，认为自己能够知道她在每一个时刻应该怎样选择。”
Q：所以您认为，后人过分强调她的错误亦或是牺牲，反而可能使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她？
“是的，尤其是请不要过度强调她的牺牲。我曾读到过一句话，‘天上没有阿喀琉斯’。
“如果一个人永远不会死，永远不可能被伤害，那么我们就很难说他是真正勇敢的；如果他拥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和力量，能够挽回自己造成的每一种后果，我们也很难真正理解他的责任；如果他永远不会失去任何，那么他的慷慨、忠诚和爱，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韩吉并不总是知道应该怎样做，也不总是能够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她很聪明，但并非无所不知；她很勇敢，却并非刀枪不入，在这一方面曾经身为巨人之力的持有者，我颇有感触。她会出于自己的有限性而作出错误的选择，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力量纠正所有错误，甚至无法一力承担错误选择的后果。欧迪哈港的最后时刻，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牺牲究竟能够送我们向前走多远，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去做了，舍弃了尚未实现的梦想、原本可能拥有的未来以及珍视的生命。我不敢说她在最后的时刻是否感到恐惧，因为我没有办法替她回答，任何人都不能，但我想说她完全有理由感到恐惧，死亡对于她来说与对于我们任何人一样，都是无可挽回的事情。凡人终有一死，这是件憾事，但正因为身为有死者，人才可能拥有复杂而深刻的感情，韩吉团长也不会例外。或者说，正因为她曾经活得如此鲜明，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她会比其他人更少地感到遗憾和不甘。
“如果你们认为，只有一个从不害怕从不犯错、早已预见一切结果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作英雄，那么韩吉确实不是那样的人，我自然更不是，哪怕被宣传称作“睥睨死神的英雄”的里维·阿克曼也不是那样的人。但我觉得，恰恰是因为韩吉没有这样超凡脱俗的能力，她在有限的生命里做出的事情，或者说她的有限性本身，才真正值得我们珍惜。”
Q：那么，您希望后人怎样记住她？
“记住她，就像她原本那样，不要因为她最后壮烈地死去了，就把她生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全部称作早已得到解决；也不要因为她曾经失败，就否认她作出的其他一切努力。
“对韩吉的研究和批评当然应该继续，我希望并且鼓励人们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如果后来者能够从她的成败中发现问题，或者这一体制本身的弊病，也希望他们能够诚实地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若有一天，年轻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通过这些工作，提出了更加合理的视角去解释这个世界，乃至于使人类少一些重蹈仇恨循环的可能，那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唯有这一件事，我愿意相信韩吉也会为之感到欣慰。
“不过如果你们要为她著书立传，也请记得写一写她怎样生活，哪怕我们所有人认识她的时候她便已经是身在调查兵团的模样了，即使是旧识如里维士兵长也只认识在那之后的她，就仿佛她没有任何的过去，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便带有这样的使命，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她生命中的最后几年被帕拉迪岛的政治彻底占据，以至于后人也只愿意通过政治认识她，那也是政治完全进入民众的生活的几年，如空气如流水一般紧密缠绕在每一个人周身，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走在街上随处可以听见人们兴奋狂热或忧虑地谈论政治，或是带着一种亵渎般的快感陶醉其中。然而，我仍然认为，生命就是生活本身，生命不是政治，政治是为了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架构来保障这种生活，所以我们都知道那种界限消失的状态非常危险，冲突也已经近在眼前了。
“但至少，事到如今我们仍然记得她曾经如何生活，记得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她如何与人争论，如何求知若渴，为了做实验有过什么不切实际的计划，还有她提出过的那么那么多问题，其中一些足够超前、至今有意义而至今没有得到回答。我希望你们不要把这部分内容删掉，只浓墨重彩地书写她最后牺牲的那一天，那剩下的就不是韩吉·佐耶了，也证明人们只是依据自己的想象重新铸造一位无罪的神明，即使她确有那样浩瀚而博大的灵魂，吸引我们所有人一直、永远回到她身边。实际上，一切卓越都单单属于人，永远不死无比强大的神明谈不上勇敢、不屈、慷慨、笃爱、忠诚，新大陆的贤人一句话就把这些说尽了：天上没有阿喀琉斯。”
Fin.
注：“凡人终有一死，这是件憾事，但也正因为身为有死者，人才可能拥有复杂而深刻的感情。实际上，一切卓越都单单属于人，永远不死无比强大的神明谈不上勇敢、不屈、慷慨、笃爱、忠诚。亚里士多德一句话把这说完了：‘天上没有阿喀琉斯。’”引自陈嘉映《希腊别传》；部分观点引自柴静访谈，以及《康熙的红票》跋、《真事隐》跋。